皇城，北京城垣体系中最“藉藉无名”的一圈空间，它没有内外城的雄伟壮阔，也没有紫禁城的万众瞩目，而在明清交替、改朝换代之际，这里的格局样貌与空间职能却发生了显著转变。

(资料图)

《日下旧闻考》中，记录了一段乾隆皇帝与大臣们的对话：“皇城之内，前明悉为禁地，民间不得出入。我朝建极宅中，四聪悉达，东安、西安、地安三门以内，紫禁城以外，牵车列阓，集止齐民……”

寥寥数语道出了明清两朝京师皇城发生的改变。这里所说的“皇城”，是指紫禁城之外的那一圈城垣，在明清两朝的史籍中有大量关于皇城的记载，节选两段如下。

万历《大明会典》载：

“皇城起大明门，长安左、右门，历东安、西安、北安三门。周围长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……”

清《日下旧闻考》载：

“皇城在京城中，周十八里有奇，正南曰大清门，少北曰长安左门，曰长安右门，东曰东安门，西曰西安门，正北曰地安门……国家定鼎燕京，宫殿之外，环以紫禁城。紫禁城外，重以皇城……”

按照今日北京地理位置，皇城的北城墙相当于平安大街一线，东城墙是从皇城根遗址公园至贵宾楼饭店对面，南城墙为长安街一线；西城墙是沿西黄城根北街、南街，到灵境胡同折向东至府右街。

整座皇城的营建始于元代，成形于明代，延续至清代，其内遍布宗庙、官衙、仓库、内廷服务机构以及园林苑囿等。只是明代它是皇家独享、寻常百姓不得出入的森严禁地，到了清朝却衍变为可自由出入、热闹繁盛的市井街区……明清两朝前后相承，皇城景况差别竟如此之大。

原因何在？

顺治元年至顺治六年（1644—1649），实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北京城市人口强制搬迁，将原京师内城中汉族平民强迁至“外城”，内城中则专供“旗人”居住，这次强迁被后世称为“满汉分居”。此后的“皇城”居于整个“内城”中心，四周为“八旗”分区环绕，“分八列旗，拱卫皇居”，“满汉分居”制度相当于把整座北京“内城”都变成了“皇城”，而原有“皇城”则变得可有可无、如同虚设，日后的逐步开放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此外，清统治者对前明宫廷附属的衙署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，这为皇城面貌的转变也提供了基础条件。

明《寰宇通志》卷一载：“城之中为皇城，宫阙壮九重之固，市朝从万国之瞻，庙社尊严，池苑盛丽，诚万万年太平之基。”彼时，皇城内有很大一部分机构是服务于帝王的衙署司局，包括十二监、四司、八局在内，号称“二十四衙门”。而这些衙署机构全部由内监（太监）执掌，庞杂的机构也使明朝内廷太监及宫女数量惊人。到了清代，前明的“二十四衙门”被逐步裁撤，统一设“内务府”掌管，原先当值于各衙署司局的内监数量也随之骤降。

清代史料《朗潜纪闻》中曾记载一段康熙之言：“……至世祖皇帝登极，始悉除之。紫禁城内一切工作，俱派民间，今皆现钱雇觅。明季宫女至九千人，内监至十万人……今则不过四五百人而已……”由上可见，清代宫廷将原来明朝“二十四衙门”的很多工作，“外包”到了民间，这使得内廷各类衙署得到有效精简。

大量衙署机构的精减，使皇城内腾退出大量“办公用房”，而内监宫女的大规模裁撤，也使“员工宿舍”腾退出不少。诸多的房间屋舍在日后均被改为他用。这其中“坛庙寺观”的改建尤为突出，如尚衣监旧址建玉皇庙，司设监旧址建慈慧寺，内织染局旧址建华严庵，秉笔直房旧址建福祐寺，汉经厂旧址建嵩祝寺等等，加上明代保留下来的社稷坛、太庙、大高玄殿、大光明殿等，至乾隆中期，皇城内的各类坛庙至少已有70余处。

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各类坛庙寺观，反映出清代统治阶层对于汉文化的兼收并蓄，以及对于汉家信仰体系的承袭发扬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年）皇城之内还修建了一座“天主教堂”。虽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，北京就已经有了第一座天主教堂（宣武门内的“南堂”），但在皇城以里且与紫禁城近在咫尺的中海湖畔营建教堂，多少能窥见彼时对皇城的开放态度。这座教堂直至1887年才搬迁至西什库重建。

皇城内屋舍改造的另一用途就是“住宅”，先是允许内务府上三旗的包衣（家奴）携家眷居住，后来一些勋戚功臣也入住进来，成为皇城内新的业主。《金鳌退食笔记》中记载：“紫禁城外已尽给居人，所存宫殿苑囿，更不及明之三四。凡在昔时严肃禁密之地，担夫贩客皆得徘徊，瞻眺于其下……”

随着平民人口的逐步增加，附带商业也兴旺发达起来，临街的很多房屋均被改建为商铺。清乾隆时期的《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》中“东华门大街”部分，可见街道两边店幌高悬、商肆林立，车马行人粼粼而来、川流不息，与紫禁城近在咫尺的区域已经非常喧嚣繁华，与普通闹市商区别无二致。

就这样，原来明代皇城内众多的衙署机构在清代被各类寺庙民宅所置换；原来的宫廷服务人员也逐步被迁入的平民、商贩、儒释道人员等替代。最终，清代皇城内的人口结构发生根本转变，由稀疏转向稠密，由单一转向多元。

以上诸多的改变让皇城本身的城垣宫禁制度也发生了变化。

据清吴长元《宸垣识略》中记载：“皇城内居民甚稠，故东安、西安、地安三门闭而不锁，民有延医接稳者，不拘时候，得以出入……”由此可见，原来宫禁森严的皇城大门由于内迁平民的增多，正逐步变得宽松、“闭而不锁”。外皇城尚且如此宽松，内皇城的各道门便也如同虚设。所谓“内皇城”，是介于紫禁城与皇城之间的一道城垣，筑门十二座，称为“上门”。

明朝设置的内皇城及这十二座“上门”，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戍守大内、拱卫宫城的作用，但在清代随着外皇城的逐步开放，内皇城的效用便随之降低。原本屹立于当街之上的十二座“上门”，更是由于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及往来交通造成了妨碍，最终，除北侧的“北上门、北上东门、北上西门”外，其余九座“上门”均被拆除。

改朝换代所带来的一系列变革，让北京的皇城区域发生了根本转变。衙署的裁撤、坛庙的营建、街巷的改造、平民的迁入、商业的繁盛……如此种种，让曾经森严禁闭的皇家大内逐步散发出勃勃生机。

从明清皇城的变迁过程似可看出，清统治者在对中原礼制文化兼收并蓄的同时，也将前朝的种种弊端引以为鉴、破旧立新。